区块链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的风险与前景

编者按
区块链技术在社会治理领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其去中心化、共识机制、智能合约等技术特征,在实际应用中能够起到促进公共服务优化、信用体系完善、法治社会建设等积极作用。然而,“区块链+社会治理”实践也面临监管缺位风险、技术滥用风险、权威弱化风险等现实挑战。同步推进社会治理中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创新与法规探索,是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应有之义。
当前,作为加密货币底层技术的“区块链”技术受到了世界各国和各界的关注。区块链被普遍视为一种能够改变未来人类社会生活品质和规则的颠覆性互联网技术,最先在金融、贸易、物流等经济领域得到应用,不仅如此,区块链在社会治理方面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欧美各国早在数年前就开展了区块链的政务系统应用探索,在身份验证、鉴证确权、财政税收、信息共享、透明政府等社会治理领域进行了开发应用。
中国作为互联网大国,在通信终端建设及场景应用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为我国区块链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这种具有战略意义的前沿技术也得到了国家层面的重视。工信部出台《中国区块链技术和应用发展白皮书(2016)》,将区块链定位为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一种有效技术手段。2019年10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中指出,要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积极推进区块链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要把区块链技术当作核心技术创新的重要突破口,抓住技术发展的宝贵契机,加快推进“区块链+”在各领域广泛且深入的运用,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智能、更加便捷、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可以预见,后疫情时期对我国的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区块链为代表的一系列前沿科技,将为我国的社会治理带来新的变革。
一、区块链技术与社会治理的研究回顾
学界对区块链技术与社会治理已有一定研究成果,主要存在三种研究倾向。
第一种是从理论的角度来研究区块链技术特征如何契合社会治理目标。这种研究比较少,理论性突出。汪青松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区块链作为一种治理机制,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及罗尔斯的“原初状态论”有一定契合之处;韩志明则认为区块链算法的技术逻辑与社会治理的内涵、情境和需求具有高度的耦合性;张佳星、谢熠、彭凯平等人则提出区块链技术能够塑造可信任社会和实现可编程社会的观点。
第二种是从实践的角度来研究区块链技术能服务于社会治理哪些领域。这种研究非常多,涉及各个行业、专业领域。王慧娟以政府治理为研究视域,认为区块链技术对政府现代化治理起到革命性推动作用;王毛路、陆静怡、张宁熙等人探讨了区块链技术在政务领域的诸多应用;容志分析了区块链技术对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的驱动作用。
第三种是从负面因素和影响的角度来探索区块链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局限性和应用风险。戚学祥就分析指出,区块链在增强社会信任、提升治理效能的同时,也带来信任风险、隐私风险、安全风险、存储风险、算力风险以及认知风险、监管风险、伦理风险。
本文试图综合三种研究倾向的最新研究成果,梳理出区块链技术与社会治理的研究脉络及关键议题。
二、区块链的技术特征何以赋能社会治理
(一)去中心化——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
区块链最突出的技术特征就是分布式记账技术,这种技术原理就是将数据存储在网络上的每一个节点上,每个节点都保存了完整的信息备份,任何一个数据的产生,都是由网路中所有节点共同记录,而不是由某一个节点进行记录和存储。
在现实的社会治理中,信息和权力体系的架构往往是单中心的系统,中央系统对一切信息数据的记录和发布负有最重要的责任,体系中节点的行动都只能来源于中央系统的授权。而在区块链架构中,因为信息数据的生成是由所有节点共同参与,每个节点都具有同等的效力,整个数据链条就是由每个节点生成的一个个区块(block)通过加密技术串联起来,信息的存储和传输是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和分散化的(distributed),故而无需中央系统全程掌控,即可实现信息全面共享和多主体协作。若能积极推动区块链技术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应用,治理主体与对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和权力滥用腐败等现象有望得到减少。“政务上链”为治理主体构建了基于互信的沟通合作切入点,促进公共事务的开放治理,提高政府治理的有效性和政府信任度,实现共治社会。再结合区块链对政府组织架构进行扁平化改革,有利于发挥出组织长尾效应,提升社会治理覆盖面,构建起简政放权之后,多中心的分权治理体系,乃至推动构建行业自律协会等自治组织的权力运行新模式。
(二)共识机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共识机制(consensus)实际上是区块链在分布式计算环境下的解决方案,区块链中任何区块的增删和修改必须经过系统中多数节点(起码超过51%)的共同验证,任何单个节点的修改及验证都是无效的。在这一过程中,各节点在无中心担保或监督的环境下,通过工作量证明(proof of work ,PoW)、权益证明(proof of stake, PoS)、授权股权证明(delegated proof of stake,DPoS)、Pool验证池等分别适用于公有链、联盟链、私有链形态的不同共识算法,在节点构建信任网络,用技术背书取代了第三方背书的方式来达成交易和验证。另外,区块链中各节点进行独立计算赋予每个区块唯一的哈希值,区块链中流通的数据都会被盖上相应的时间戳(time stamp),以准确标记在每个环节中数据交互发生的时间。因此数据具备可追溯性,原则上可以被链上任一合法节点进行调取。
若能在社会治理中,发挥好区块链技术的共识机制,一方面能让权力以更公开透明的方式运行,促进民主监督,维护程序正义;另一方面也能有利于践行民主决策,提升决策科学性,追求结果正义。
(三)智能合约——建设高效高信任社会
智能合约(smart contract)是密码学家尼克·萨博(Nick·Szabo)在1995年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一整套以数字代码形式订立的承诺(commitment)与合约缔结方执行这些承诺的协议(agreement)。国内学界对此最为广泛接受的定义是:智能合约是一种以信息化方式传播、验证或执行合同的计算机协议。从理论上来说,智能合约可以脱离区块链运行,但区块链的防篡改特性为智能合约提供了更可靠的执行环境。
一个高信任社会的运转,有赖于信誉价值的遵从与奖惩制度的执行。智能合约的技术原理,就是将合约方的相关权利、义务、承诺等编译为数字化的机器语言载入区块链,代码中包含触发合约自动执行的条件。智能合约定期检查自动机状态,逐条遍历每个合约内包含的状态机、事务以及触发条件。当合约方的行为满足触发条件时,链上节点会先对事件进行签名验证,待大部分节点通过验证即启动执行程序。执行完毕的合约将被移出区块,未执行的合约继续等待执行直至被触发。区块链环境下运行智能合约的技术优势主要有:流程高度自动化无需人工干预,对合约方的约束力强。在政府治理领域积极探索区块链的智能合约技术的应用,可以极大节省政务处理的时间,提升合约执行效率,降低各企业或组织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保障合法权益,建设高效高信任社会。
三、区块链技术在社会治理领域中的应用
(一)公共服务优化
笔者认为,区块链技术对公共服务的优化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提升公共服务系统稳健性。从数据安全的角度来说,区块链去中心化网络架构的抗攻击能力强,链上的政务数据分布式储存,即使部分节点出现故障仍能从其他节点中读取备份,区块链的共识机制与时间戳设计,有效避免了第三方篡改的风险,而且任何非法篡改行为都能被政府部门察觉和修正。管理员可以基于区块链的运行环境,开发出安全性更高的许可方案,即使在多方参与的情况下,仍能控制访问方可以浏览哪些信息,信息可以面向哪些访问方开放等,对访问方和访问数据进行自主授权,加密可控,实时共享。
二是降低公共服务运营成本。一方面,数据上链有助于降低公共服务系统的后期维护成本,在解决了各部门数据通用和接口认证等问题后,业务数据的同步无需再全量向中心化数据交换系统进行冗余复制,可大大缓解中央系统的算力负荷和维护负担。根据职能分工,构建业务相关的部门联盟,通过推动数据的全面归集,解决数据库重复建设、跨库数据检验等问题,打破数据壁垒,消除信息孤岛。另一方面,搭建链式系统有助于降低提供公共服务所产生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区块链+政务服务”按照“接触点最少、路径最短”的点对点传输运行原则,实现去中介化,构建起跨部门横向连通、跨层级纵向联动的一体化服务流程,压缩跨部门事项办结的时间。尤其对于负责审批环节的部门,应用区块链技术对行政相对人新提交的书面材料进行数字化处理,机器对材料数据进行抓取并将相关信息填充到电子表格中,并上链上云成为数字资产,供日后调取和共享复用,减少重复审核和循环认证,让办事群众“最多跑一次”,乃至实现更多审批事项的“智能秒批”。
三是扩大公共服务供给覆盖面。社会的发展带来新现象,无可避免会衍生各种治理新命题,对治理技术手段提出新的需求。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形态,已经历了加密货币和智能合约两个发展阶段,逐渐超越了其原有的经济领域,并开始向各行各业渗透,未来将在更广泛的应用中迈入“区块链3.0”阶段。“区块链3.0”的特征就是基于价值互联网构建的智能社会,这意味着更多的人和资产的上链,将其价值映射到网络中,通过智能合约组织起来。可以预见的是,在每个细分领域起初自发形成的各个私有链、联盟链,随着资产要素的丰富,在规模效应的作用下串链成网,形成更大的价值网络。届时,区块链技术将成为“万物互联”的一种最底层协议,基于通证机制(Token),迅速扩大公共服务的供给者和参与者,并逐步形成网络形态的治理与服务,促进公民之间的直接互助互动,甚至在没有公共管理员的情况下完成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过程,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供需之间的精准匹配度,推动服务主体多元化,服务方式智能化,服务内容精准化,服务管理闭环化。
(二)信用体系完善
区块链能从技术规则上推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构建信用社会。尤其是当传统技术架构已越来越难满足当下日益复杂的信用评定情形,区块链可靠的技术优势就得以凸显了。时间戳机制确保了信息的可追溯性,分布式储存和检验确保了信息的可信任性,默克尔树(Merkle tree)处理技术确保了数据的可验证性,非对称加密技术(Asymmetric Encryption)通过公钥和私钥双重加密确保了数据的不可篡改性,智能合约机制确保了缔约的可执行性。
将区块链技术嵌入相应的信用评估服务,与大数据分析技术的结合可以发掘数据的潜在商业价值,并且区块链本身就可以形成信用,有助于提高征信公信力,降低征信服务成本,为解决传统征信市场信息孤岛的难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区块链技术就是通过创造信任来创造公共价值的,它令不同时空中的多个行动主体能够基于信任进行协作,从技术原理上实现了一种“不信之信”。区块链上每一个参与主体与其他主体都维持着“强连接”的关系,有利于打破人与人、人与机构之间陌生的“弱连接”导致的低度信任困境,提高人际协作和沟通效率,从而推动社会整体信任水平的提升。
区块链技术还具有可开发的社会属性,若能与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进行整合,将社会治理的物理场景映射到以计算机程序编写的区块链系统,在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中实现社会治理的编程化。区块链3.0的未来图景就是打造一个可编程社会,虚拟网络社会与现实物理社会深度交互和耦合,现实的社会行动、物理实体能够通过数据进行表达,虚拟的网络能够对现实的社会行动、物理实体进行执行和反馈。通过编程嵌入相关信用奖惩机制和智能合约来调整人际关系,实现可以全面观察、主动控制、精确预测的 “牛顿”社会系统,从而打破具有不确定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中心化的“默顿”社会系统困境,有利于防范化解重大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的良好平衡环境。
(三)法治社会建设
区块链技术能够有力推动社会治理法治化。在政治生活领域,区块链的优秀技术特征使其在民主选举与民主协商中有极佳的适用性,由于区块链技术支持透明和不腐败的数据,这些数据没有单点故障、不能被单一实体控制,在技术层面上杜绝暗箱操作的可能性,利用区块链技术可以搭建一个理想的数字投票平台。随着电子终端和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信息采集和处理等交易成本大幅降低,基于区块链架构的大数据协商民主会成为未来政治的重要发展方向,公民得以更有效地参与民主监督,更充分地享受合法言论自由,其真实意愿表达也可以更容易地输入到公共事务和政治过程中。
在司法领域,区块链技术与各地地方政府、公安部门、法院(尤其是互联网法院)实际的行政执法工作具有深度融合的广阔空间。区块链技术的多节点验证模式和高度安全的信息特性,非常适用于电子存证,可以有效解决电子数据“取证难、示证难、认证难、存证难”等问题。审计部门、税务部门与金融机构、会计机构之间,若能将区块链技术作为一种金融基础设施来打造,对关键业务的审计数据、税务数据、资金数据、账务数据等进行共享,那么数据造假、逃避监管等问题将得到有效解决。
区块链也是“电子法院”的关键组织技术,能够对案件操作行为进行过程存证,杜绝重要信息私自篡改、后台数据库人为修改等,做到所谓“变更流程化、行为可记录、结果可留存、过程可追溯”。将区块链技术与审判、执行工作深度融合,把区块链智能合约嵌入裁判文书,其将审判执行重要节点信息上链固化保存,后台即可自动生成未履行报告、执行申请书、提取当事人身份信息、自动执行立案、生成执行通知书等,完成执行立案程序并导入执行系统,并向区块链的全体节点实时进行公开广播,这样有助于破解执行难题,维护司法审判的公开公正性,巩固司法权威。
四、“区块链+社会治理”面临的现实挑战
(一)监管缺位风险
区块链作为一种新兴技术,既有促进社会治理水平提升的积极之处,也有缺乏法律界定而陷入失序的消极一面,在缺乏审查的情况下甚至成为犯罪活动的保护伞,披着机器自动化决策外衣的算法很可能以技术中立为借口逃避法律责任。一方面,相关的法律法规已经滞后于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发展,例如物权法对区块链上的数字资产确权解释力有限,合同法对区块链智能合约的合约主体及行为约束也存在一定冲突,算法设计技术黑箱中的编程语言缺乏审查等。另一方面,区块链技术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开发应用中,大型技术公司和公共机构在提供商业、社会和公共服务时存储并垄断了大量个人信息、行动轨迹和生物特征等数据,这些数据成为重要的商业和社会资源——数字资产(digital assets),甚至成为某种社会性权力,能够对数据所有者进行画像、精准推送与行为预测。任何个体在区块链系统中将无所遁形,个人实际上也丧失了对身份、数据及相关权利的控制权。
(二)技术滥用风险
从技术本身的风险来看,尽管区块链的算法设计在当前的社会治理应用具有较高安全性,但任何发展初期的区块链系统都不是绝对可靠的,区块链技术也并不是适用于任何领域。分布式储存机制,意味着若任一节点的管理密钥被破解,所有政府治理记录及公民信息就面临被不法分子利用的毁灭性风险。区块链的非对称加密机制设计,激活需要同时验证公钥和私钥,若一方密钥丢失,区块链中的存储数据将无法再次访问,整个系统就会陷入无法修复的瘫痪之中。在传统的以政府为中心的社会治理过程中,政府作为收集、存储、传递信息的主要媒介,承担着数据安全与保密的责任。而区块链去中心化的存储方式,意味着没有任何节点应当或者有可能对数据安全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从技术应用的风险来看,区块链系统和数据存在被恶意滥用的风险。一方面,开放治理会面临技术乌托邦主义的陷阱,去中心化、去信任的基础构架也为非法应用、非法交易、非法信息等提供了更大的操作空间,更容易逃避监管。尤其在私有链、联盟链和封闭型区块链,针对刑事领域的跨国性网络数据化犯罪更难以被追踪取证,新技术催发的异型网络犯罪严重扰乱网络的安定秩序。另一方面,区块链系统的原始输入数据具有道德和信任风险,区块链系统本身的可信任,并不等于输入信息的个体值得信任,所以来自系统外的道德和信任风险仍然存在。
(三)权威弱化风险
与传统的科层制治理架构相比,区块链更高效稳定、安全可靠、信息透明。同时,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去中介化、去信任化等技术特征注定其具有“反集权的天性”,对公权力形成一定的制衡和挑战。在区块链技术的加持下,“信息无政府主义”会瓦解社会治理的公共权威,掌握话语权的精英将形成新的技术权威,而且这种新权威会更具迷惑性或隐蔽性。基于区块链的治理系统淡化了公权力,赋予了更多的市场权力,却很可能使个人权力无法得到实现,因为越是绝对的去中心化,人们就越难达成共识,最终就越难实现其治理目标。
同时,区块链也存在造成人的主体性丧失的可能性,当社会治理决策被区块链技术系统所彻底掌控时,本该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人就沦为了区块链系统的执行者被异化了。社会治理过分依赖区块链技术系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像是一个数字化的选择问题,社会关系也会由此变得机械化。由区块链技术推进的社会治理现代化,将打破对传统权威和手段的路径依赖,但也有可能产生新的路径依赖和自我强化的风险,导致“技术垄断”排斥其他社会治理创新技术的进入,产生抑制社会治理创新的反效果。
五、发展之策:应用创新与法规探索并行
(一)加强基础技术攻关,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基础技术研究是应用创新的重要基石,没有扎实的基础技术研究积淀,应用创新是难以走得更高更远的。基础技术研究需要较高资金投入,且回报收益周期较长,因此,不仅需要在政府层面上重点支持区块链行业相关高校和科研机构进行理论研究和技术研发,更需要鼓励具备实力的企业进行核心技术攻关,参与国际行业标准的制定。应紧跟行业前沿,集中引导优势研究力量,攻关加密算法的底层架构问题、隐私计算技术的跨链兼容问题、智能合约的安全漏洞问题、区块链的有效稳定扩容问题、全节点验证的效率维持问题等,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同时,应围绕技术发展及社会应用需求,依托高校相关专业教学资源及产业创新平台,构建完善的区块链人才引进制度、人才培养体系、人才认证标准,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为我国区块链技术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二)大力拓展应用场景,提升公共服务品质
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要探索“区块链+”在民生领域的运用,就要积极推动区块链技术在教育、就业、养老、精准脱贫、医疗健康、商品防伪、食品安全、公益、社会救助等领域的应用,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智能、更加便捷、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因此,需要秉持审慎原则,鼓励基于区块链技术特性的应用创新,拓展社会治理的各种应用场景。积极探索区块链技术在公共管理的应用,例如在行政审批、注册登记、税收缴纳、涉公监督等政务服务领域的相关部门之间搭建联盟链系统,强化业务关联,优化服务流程;在教育、医疗、金融征信、知识产权、司法诉讼等领域,实现数据共享、存证防伪、交叉验证;在城市管理和公共基础设施运营维护方面,通过将交通、通信、电力、燃气、水务、路政、市容、绿化、环保、物业等各类城市运营机构整合至城市运营区块链,提高政府部门的响应能力和提升城市资源调配效率,打造智慧城市。
(三)建立健全监管措施,完善发展顶层设计
当前,我国在已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的基础上,针对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出台了《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规定建立了相关监管框架,明确了责任主体,对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执行备案管理,规定了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所需承担的监管义务,标志着我国对区块链技术发展的监管迈出了重要一步。
但是显然,对于任何具备社会效益的技术治理,仅有宏观层面的监管政策是远远不足的。从防范区块链技术应用对社会治理带来的负面影响来看,需要结合区块链技术特征和应用场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科学合理的界定相关法律责任,探索推动行业立规、地方立法,提升技术监管能力,切实保障好涉及个人隐私、国家信息主权安全等重大公众利益;从发挥区块链技术对社会治理的正面效益来看,要加快出台相关行业标准、应用规范与发展规划,明确技术发展路径,推动政用区块链与商用区块链在社会治理领域共同发展,相互补充,乃至发挥区块链技术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对于区块链技术的创新落地,要把握好技术逻辑和监管逻辑的关系,先从概念验证开始,在小范围试点测试待技术完善后,在确保风险可控可识别的前提下,方可允许技术服务的推广应用。
六、结语
区块链的技术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具有驱动社会治理转型升级的巨大潜力。区块链技术中由各节点共同记录维护数据的技术特征,呼应了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的价值导向;智能化、自动化、数据化的技术规则彰显了科技支撑社会治理的治理理念;完整可追溯可验证的技术系统体现了未来公共治理领域的发展趋势。但同时,我们也要清晰地认识到技术崇拜倾向是不可取的,区块链技术不能解决社会治理的所有难题,技术归根到底是要服务于现实需求和公众福祉的,技术的应用要立足于现实情况,对于某些不适宜采用区块链技术的社会治理领域,不应盲目“上链”。同步推进社会治理中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创新与法规探索,才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应有之义。
文章来源:社会治理期刊
作者:谭昆乐,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部;邓智平,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改革开放与现代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本文来自于《社会治理》2021年第9期《区块链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的风险与前景》一文。(说明:注释、引文、参考文献,详见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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